2017年3月29日

持續燃燒心中的理想─李遠哲

作者/陳其暐,本刊主編。


(陳其暐攝影)

李遠哲的辦公室靜靜坐落在臺灣大學原子與分子研究所中,這座研究所是1982年李遠哲尚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任教期間,他與浦大邦(前河濱加州大學物理系主任)、吳大猷(前中央研究院院長)、張昭鼎(前清華大學化研所所長)等人,為發展臺灣基礎科學,同時因應國際科學研究趨勢,共同促成在臺大校園內設立原分所。當李遠哲決定從美國回到臺灣後,即使在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忙碌期間,仍然每週來此指導年輕學生的科學研究。

時至今日,李遠哲依舊在科學前線上給予研究人員們建言與幫助,並鼓勵年輕孩子們用科學的心理解世界。除此之外,他還肩負著更龐大、更沉重的使命。訪談甫一開始,李遠哲便談起他近年來極力關注的議題──氣候變遷。去(2016)年11月,李遠哲在中央大學的講座中,訂下了一個發人省思的題目──〈我們不能再等待〉,他呼籲:「地球人口太多,消耗太多,我們正在改變人類生活的環境,面對人類所造成的地球劇變,我們必須即刻行動。」

石化工業為人類帶來了科技的繁榮,卻也帶來了全球暖化。現今全球的平均氣溫已經比工業革命前提高1°C。進入21世紀後,世界各地極端氣候現象頻傳,旱災與暴雨侵襲、超級颱風肆虐、西伯利亞凍土融解,釋放出更多溫室氣體,使地球氣溫上升得更快。2015年12月於巴黎所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會(UNFCCC COP21)上,全世界的領袖同意制訂新的氣候協定,達成急速減碳的共識,極力避免地表溫度比工業革命前上升超過2°C。「這是第一次人類醒過來了,這不只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李遠哲說。事實上近年來的研究指出,即使上升1.5°C,地球就可能發生無法逆轉的災難。

然而,雖然巴黎協定達成前所未有的里程碑,許多國家許下保護地球的承諾,但李遠哲認為,這些承諾很可能會因為經濟發展、政治等因素而無法達成。事實上,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就曾表明,他認為氣候變遷是一場騙局,這將可能使美國退出減碳行動,使巴黎協定的努力功虧一簣。

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至今已有30年光景,過去他作為先鋒,開拓出科學的嶄新領域;近年來,他奔走世界各地演說,希望能夠喚起大家對氣候變遷的警覺,一起竭力挽救地球不樂觀的未來。李遠哲至今所累積的事物,仍然堅實地符合他在高中畢業時所立下的兩個願望,一是成為傑出的科學家;二是要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

叛逆的過去
李遠哲對這個世界的關注,不僅僅只是科學,他對社會環境的思索,從學生時代就已顯露:「思索是很重要的,高中時我曾經因病休學長達一個月,因此有了時間思索曾經走過的路。」李遠哲在初中時就開始積極參與棒球、網球、乒乓球等各項運動,又同時參加管樂隊表演,忙得不可開交,高一時就因為身體不堪負荷,生了一場大病,因而刺激他思考人生的歷程:「你生下來是被捕捉的、被束縛的,社會、父母的價值觀、大家對你的期待,人一出生就被種種傳統的文化價值所拘束。」李遠哲不想成為傳統學校教育的產物,不願意輕易接受當時的制度與思想,他從那時起便決定走出一條叛逆的道路。這種叛逆並非做壞事來引起別人的注意,而是希望能夠走自己的路,成為自己的主人,也希望打破常規,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一個公平且合理的社會。

李遠哲從科學之中了解自然運動的規律,也思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是不是也存在一樣的法則?他廣泛閱讀各種書籍,甚至偷偷閱讀了許多當時的禁書,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自然辯證法》、《唯物辯證法》。在1950年代的社會氛圍下,臺灣仍處於白色恐怖的壓迫,他的父母相當擔心李遠哲會因此受到政府迫害。難得的是,父母沒有阻止他的好奇心,仍對他的作為保持相當寬容的態度。

到了高三,母親十分擔心李遠哲無法順利考上大學,於是要帶著他前去城隍廟求保佑,他便問母親:「你對我這小孩子不滿意嗎?」母親看著他說:「不,你這小孩子不錯,你非常負責任,做事情也很仔細,而且很有思想。」他便說:「你覺得我不錯,但是我沒有考上,有另外1000人考上,那你應該鼓掌,慶賀才對。因為臺灣有1000個學生,比你的小孩子好。」母親想了想說,覺得頗有道理,但也覺得李遠哲為什麼不為自己想,反而為了整個臺灣想,感到非常不解。李遠哲從此時就已展現出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他能夠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事物。

後來李遠哲因成績優秀而保送進入臺灣大學化工系,由於看見化學系教授在深夜裡仍勤奮地做著實驗,堅定了他成為科學家的意志,順利在一年後轉至化學系。在大學期間,他依然不喜歡被體制所框限,除了鑽研科學之外,仍持續涉略政治、經濟學等人文社會領域,也到物理系選修電磁學,統計學、電子實驗,甚至體認到蘇聯現代化的強大,而學習俄文,讀了很多俄國文學家屠格涅夫的著作。彷若精力無限的他,全盤學習了所有感興趣的事物。之後,他越來越沉醉於科學實驗之中,為了更深入探討科學,他進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就讀碩士。

1962年碩士畢業後,李遠哲便前往美國繼續他的學術旅程,從加州柏克萊大學取得博士,一路不斷成長,他在自由的研究環境下,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創意,自製嶄新的研究儀器,並打破過往科學家的成見,首創革命性的「交叉分子束(crossed molecular beam)儀器」,得以分析化學分子之間確切的反應過程。

在當年,其實全球同時有10組頂尖科學家都在研究交叉分子束,李遠哲提及,當時他的研究工作時數高達每週120小時。我們問,這是李遠哲得以成功突破的原因嗎?他回答:「我確實很努力,但這些問題,不是拼命努力就可以解決的。」在當今臺灣的研究環境下,要獲得研究經費,就必須提出研究計畫,並且通過同行專家的認可,確認有可行性後計劃才得以實行。但李遠哲並不認同這樣的方式:「如果一個研究計畫必須受到同行認可,那這項計畫就只是傳統研究,而非革命性的。」李遠哲在研究交叉分子束的過程中,不斷思考研究的方向正確與否,不斷尋找是否有更好的實驗方法,不斷在能力中取得經驗與創新的機會。後來,李遠哲因其交叉分子束的研究成果,而與赫施巴赫(Dudley R. Herschbach)、波拉尼(John Polanyi)同獲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一時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諾貝爾獎為李遠哲搭起更大的舞臺,但也帶給他更多未知的挑戰。在榮譽與成就來到頂峰之時,他於1993年毅然辭去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教職,決定回到臺灣,為改變臺灣的科學與教育環境而努力。從那時起,他已立下堅定的意志,一肩扛起更大的責任與義務,要將自己接下來的人生貢獻給這座島嶼。

科學家與政治的角力
自從李遠哲回臺後,他不僅接任中研院院長,一改中研院研究風氣,並積極招攬各科學領域人才,說服許多海外學者歸國服務,使臺灣中研院科研成果一躍國際水準。藉由自身的影響力,他除了努力改變臺灣的科研環境,也參與眾多社會事務,如擔任「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研擬臺灣教育的改革方向;九二一地震過後,立即擔任了民間災後重建團體的主席,協助災民重建家園;但這段期間,他也目睹了臺灣政治現況充滿了種種問題,因此希望能夠對政治決策有所建言,但李遠哲嘆然地說:「我們很多做科學的人,以為告訴了政治家怎麼做,他們就會怎麼做;然而政治家會說:『你們太天真了,我們不是不曉得該怎麼做,而是政治上的程序是你們也要瞭解的。』」

2015年,李遠哲和蔡英文曾一同受邀至臺大主辦的GIS Taiwan全球集思論壇中發表演說,當時的會議主題是〈From Individual to Influential〉(從個人到有影響力),當李遠哲演說完畢後,蔡英文便上前詢問:「李院長,你為什麼能夠把世界上這麼複雜的事情,在30分鐘內講得這麼清楚?」李遠哲只說:「我講清楚沒有用,要總統去做才有用。」現今社會所討論的健保、稅制、教育、年金、缺電等議題,都需要仰賴執政者與人民間的溝通與互動,如果大家不支持某一個方向,政府也沒有能夠彼此溝通與互動的話,改革是窒礙難行的。

從稅制與經費分配中找尋解藥
現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曾說:「全球化是什麼?是全球化的冷漠,自私與不公平。」教宗強調,要幫助窮人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必須讓富有的人多繳稅,然而這個想法是聯合國不願明確提出的。李遠哲提到,在2016年,曾任挪威首相的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來到臺灣領取第一屆唐獎的永續發展獎時,得知臺灣的租稅負擔率(政府稅收佔GDP的比例)只有近13%後,她感到相當震驚,比起挪威等北歐國家動輒30%以上的負擔率,相差極為懸殊。所以布倫特蘭認為是年輕人繳稅太少,然而許多人當場抗議,像是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員月領超過30多萬,必須繳高達40%以上的稅金,布倫特蘭馬上敏銳地反應,笑著說:「那你們一定是有錢的人或企業不繳稅。」

布倫特蘭的推測確實沒錯,因為臺灣政府制訂了許多促商條例,產業促進條例,使得有些廠商只需負擔低於10%的稅率,甚至享有10年免稅的特殊優惠。「這些都是社會上的不公平,包括年金改革、核廢料、空氣污染等議題,不能自私的留給下一代。」李遠哲深切地說。

臺灣的稅收與經費分配議題也延伸至科學研究與教育,近年來,政府與許多投資人總是急功近利,希望花的錢能夠馬上見效,認為科學家所做的研究,必須對社會有立即的貢獻,李遠哲說:「我們常常忘記,科學家發現了新知識、新技術,必須進一步在社會上創新,才能為社會所用。在這個創新活用的過程中,常常需要漫長的歲月。」甚至當政的人,有時也並不了解經費分配的意涵。有一次,某個立委向李遠哲抱怨:「李院長,非常不公平啊,為什麼政府給一個大學生的經費補助,是一個小學生的3倍?」,李遠哲便說:「當你有一天躺在病床上,一個醫生要來開刀了,假如訓練這個醫生的費用跟訓練小學生一樣,你會讓他開刀嗎?」

另外,現今臺灣教育制度的另一個缺失,就是經費項目分得太細,導致個人或單一組織能夠運用的空間太少,唯有將資源統合,才能做更大的事情,如同2016年9月李遠哲在臺灣光子源實驗設施啟用典禮上的致詞:「當一艘航空母艦完成後準備要啟航了,如果艦上沒有戰鬥機,航空母艦能發揮什麼作用呢?」我們必須對未來方向具有整體概念,才有辦法提升教育素質。李遠哲認為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部分大學要以基礎研究工作為主,部分專注於一般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些則往應用方面發展。他也建議,教育部長一上任,就應該公開發表文章,談談對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願景,讓所有人共同討論。

而高等教育的願景,必須從大學校長的遴選就開始建構。當李遠哲過去幫助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5年為期提供500億作為重點大學的補助計畫)」工作時,他觀察到許多大學校長只在意如何取得經費,而很少真正用心思考臺灣高等教育的方向。當李遠哲在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主持校長遴選委員會時,便相當慎重評估遴選校長的過程與方式,他告訴遴選委員們:「不要認為我們真的有資格來遴選好的校長,首先,我們必須對學校有很深刻的了解,如果沒有的話,怎麼知道什麼叫做好校長?」所以李遠哲帶著委員們到校內各系所部門開辦座談會,了解學校當前遇到的困難與需求。當大家清楚學校的處境後,才開始尋找所謂適合學校的好校長。在如此謹慎的遴選過程中,才能選出真正能領導學校的人物。

年輕一代的力量與挑戰
李遠哲曾在美國柏克萊大學擔任教授二十多年,他說:「教書是一個科學家成長的良好機制。」他不僅熱衷教學,也擅於帶領學生思考。他常責怪現今臺灣的大學,沒有給學生足夠的挑戰來激發他們對於學問的追求。李遠哲當年在柏克萊教授普通化學時,在學期初第二堂課就舉行小考,測試學生是否真正了解第一堂課所教授的內容。然而,很多人得到了等第C的成績,便紛紛上門詢問李遠哲原因。這些學生過去的成績都十分優秀,常常每科都拿A,這次突然拿到了C,一時無法接受,李遠哲只告訴他們:「你得到C,表示你沒有能夠回答很重要的問題,還有待更進一步的學習。」如此便刺激學生開始認真學習,嘗試學著思索許多有創意的問題。

但李遠哲認為現在的年輕世代也具備了嶄新的能力:「他們和我們當年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具備與全世界人士溝通交流的能力與工具。」在李遠哲所開辦的亞洲科學營中,他便觀察到,許多預先分組的學生中,各組別成員即便分散世界各地,但他們會先經過網路聯繫,討論比賽題目,到了實際營隊現場時,由於每個人透過先前網路的交流,組內已經具備了明確的計劃與目標。近年來發生的阿拉伯之春、雨傘運動、太陽花運動,都是年輕人藉由網路相互串聯影響的成果。

然而,臺灣的社會價值觀時常限制了年輕人的發展,比如一名博士畢業後,如以幼稚園教師為職,而非大學教授,這是臺灣社會所難以接受的,所以很多臺灣培養的博士,高不成低不就,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李遠哲強調:「受教育的年限跟個人職業,並不一定有直接的關連。」他在美國俄亥俄州(Ohio)曾遇見一名具大學學歷的計程車司機,這名司機回到俄亥俄州工作,是因為喜歡母校,希望多接觸當地人。當這名司機開車載李遠哲時,司機便樂於講述俄亥俄州的歷史,充分感受到這名司機對於工作的熱愛,這才是教育的價值所在。

從能源觀點面對環境危機
未來臺灣的方向該怎麼走,李遠哲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強調,無論是教育、科學研究或科技發展等方面,都不是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在這座島上的所有人共同商討、共同努力之下,才能看見契機。同樣的,在文明進展與環境變遷的兩難下,能源議題也極需仰賴全世界一同尋找出路。

以最為棘手的化石燃料為例,使用石油、天然氣等容易造成空氣污染,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車輛行走所造成的道路損壞,需要政府出錢維護;燃燒石油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導致氣候逐漸暖化。然而,這些外部效應並不包括在汽油的價格裡,因此李遠哲說,汽油工業其實是受到所有人的支援。在美國買菸、抽煙時,需要繳納罪惡稅(sin tax),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抽煙會影響自己跟別人的健康。相同的,使用化石燃料時,如果沒有徵收燃料稅涵蓋外部成本的話,我們很難脫離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這必須有所有的國家開始實行碳稅(carbon tax),用於解決燃燒所產生的外部效應,才能慢慢帶領全世界走入低碳社會。

李遠哲認為,無論美國、歐洲、日本、臺灣都是過度開發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消耗模式讓環境無法負荷,他強調:「我們不能把過度開發國家的觀點,強制壓在未過度開發的國家,然後要他們跟著我們走,這是不對的。」未過度開發的國家,應該要找出一條不一樣的路。一些美國的城市像洛杉磯,休士頓等大規模的城市,人們需要汽車才能生活,汽車是當地居民的必需品。相對的,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則以自行車為主要的代步工具之一,「城市發展的指標,可能不是創造大量無人駕駛的汽車,而是人不再需要太多汽車,才是真正的進步。」

當我們詢問可能的替代能源解決方案時,李遠哲說:「10年前,有人預言陽光發電,會比使用石油、煤、天然氣的成本還低,時至今日,確實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他舉例,美國加州當地有十幾間公司在裝設光伏電池(photovoltaic cell,一種可將太陽能轉變為電能的裝置)不但價格便宜,轉換效率高,甚至可用上數十年不壞。然而,光伏電池目前尚未被廣泛使用的原因,在於能源儲存技術還尚未成熟,也就是將光能轉為電能後,不容易長期儲存,而且儲存電能的電池相當昂貴,汰換率也高,因此無法把太陽能轉化的能源像化石燃料一樣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他想像,或許再過10年,儲存電能的技術就會大有進展,未來年輕的一輩長大後,就可以到澳洲的大地去購買陽光,將大量的光能轉為電能儲存後,就可以送回臺灣使用。

持續燃燒心中的理想
李遠哲在2006年卸任中研院院長後,緊接著在2008年獲選為新一任國際科學理事會(全球最大的非政府學術組織,致力於促進國際科學合作與推展)的會長,他在非洲莫三比克共和國發表競選演講時說道:「在當今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裡,若大多數人仍然貧苦不堪、生病受難、不識字、失學、失業,並面臨其他基本生存的難題,那麼,這個世界就不會是一個安全的世界。」他期許國際科學理事會能夠解決全球競爭與合作的兩難。

李遠哲在演講中說,居里夫人是他心目中的榜樣,同時是引領他進入科學領域的關鍵人物,居里夫人對生命的理想,至今仍然在李遠哲心中燃燒。剛過80歲生日的李遠哲,現在依舊精力充沛,持續奔波各地追逐著他對科學、社會、環境的理想。他始終如一地,堅持他所選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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