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9日

持續燃燒心中的理想─李遠哲

作者/陳其暐,本刊主編。


(陳其暐攝影)

李遠哲的辦公室靜靜坐落在臺灣大學原子與分子研究所中,這座研究所是1982年李遠哲尚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任教期間,他與浦大邦(前河濱加州大學物理系主任)、吳大猷(前中央研究院院長)、張昭鼎(前清華大學化研所所長)等人,為發展臺灣基礎科學,同時因應國際科學研究趨勢,共同促成在臺大校園內設立原分所。當李遠哲決定從美國回到臺灣後,即使在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忙碌期間,仍然每週來此指導年輕學生的科學研究。

時至今日,李遠哲依舊在科學前線上給予研究人員們建言與幫助,並鼓勵年輕孩子們用科學的心理解世界。除此之外,他還肩負著更龐大、更沉重的使命。訪談甫一開始,李遠哲便談起他近年來極力關注的議題──氣候變遷。去(2016)年11月,李遠哲在中央大學的講座中,訂下了一個發人省思的題目──〈我們不能再等待〉,他呼籲:「地球人口太多,消耗太多,我們正在改變人類生活的環境,面對人類所造成的地球劇變,我們必須即刻行動。」

石化工業為人類帶來了科技的繁榮,卻也帶來了全球暖化。現今全球的平均氣溫已經比工業革命前提高1°C。進入21世紀後,世界各地極端氣候現象頻傳,旱災與暴雨侵襲、超級颱風肆虐、西伯利亞凍土融解,釋放出更多溫室氣體,使地球氣溫上升得更快。2015年12月於巴黎所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會(UNFCCC COP21)上,全世界的領袖同意制訂新的氣候協定,達成急速減碳的共識,極力避免地表溫度比工業革命前上升超過2°C。「這是第一次人類醒過來了,這不只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李遠哲說。事實上近年來的研究指出,即使上升1.5°C,地球就可能發生無法逆轉的災難。

然而,雖然巴黎協定達成前所未有的里程碑,許多國家許下保護地球的承諾,但李遠哲認為,這些承諾很可能會因為經濟發展、政治等因素而無法達成。事實上,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就曾表明,他認為氣候變遷是一場騙局,這將可能使美國退出減碳行動,使巴黎協定的努力功虧一簣。

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至今已有30年光景,過去他作為先鋒,開拓出科學的嶄新領域;近年來,他奔走世界各地演說,希望能夠喚起大家對氣候變遷的警覺,一起竭力挽救地球不樂觀的未來。李遠哲至今所累積的事物,仍然堅實地符合他在高中畢業時所立下的兩個願望,一是成為傑出的科學家;二是要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

叛逆的過去
李遠哲對這個世界的關注,不僅僅只是科學,他對社會環境的思索,從學生時代就已顯露:「思索是很重要的,高中時我曾經因病休學長達一個月,因此有了時間思索曾經走過的路。」李遠哲在初中時就開始積極參與棒球、網球、乒乓球等各項運動,又同時參加管樂隊表演,忙得不可開交,高一時就因為身體不堪負荷,生了一場大病,因而刺激他思考人生的歷程:「你生下來是被捕捉的、被束縛的,社會、父母的價值觀、大家對你的期待,人一出生就被種種傳統的文化價值所拘束。」李遠哲不想成為傳統學校教育的產物,不願意輕易接受當時的制度與思想,他從那時起便決定走出一條叛逆的道路。這種叛逆並非做壞事來引起別人的注意,而是希望能夠走自己的路,成為自己的主人,也希望打破常規,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一個公平且合理的社會。

李遠哲從科學之中了解自然運動的規律,也思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是不是也存在一樣的法則?他廣泛閱讀各種書籍,甚至偷偷閱讀了許多當時的禁書,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自然辯證法》、《唯物辯證法》。在1950年代的社會氛圍下,臺灣仍處於白色恐怖的壓迫,他的父母相當擔心李遠哲會因此受到政府迫害。難得的是,父母沒有阻止他的好奇心,仍對他的作為保持相當寬容的態度。

到了高三,母親十分擔心李遠哲無法順利考上大學,於是要帶著他前去城隍廟求保佑,他便問母親:「你對我這小孩子不滿意嗎?」母親看著他說:「不,你這小孩子不錯,你非常負責任,做事情也很仔細,而且很有思想。」他便說:「你覺得我不錯,但是我沒有考上,有另外1000人考上,那你應該鼓掌,慶賀才對。因為臺灣有1000個學生,比你的小孩子好。」母親想了想說,覺得頗有道理,但也覺得李遠哲為什麼不為自己想,反而為了整個臺灣想,感到非常不解。李遠哲從此時就已展現出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他能夠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事物。

後來李遠哲因成績優秀而保送進入臺灣大學化工系,由於看見化學系教授在深夜裡仍勤奮地做著實驗,堅定了他成為科學家的意志,順利在一年後轉至化學系。在大學期間,他依然不喜歡被體制所框限,除了鑽研科學之外,仍持續涉略政治、經濟學等人文社會領域,也到物理系選修電磁學,統計學、電子實驗,甚至體認到蘇聯現代化的強大,而學習俄文,讀了很多俄國文學家屠格涅夫的著作。彷若精力無限的他,全盤學習了所有感興趣的事物。之後,他越來越沉醉於科學實驗之中,為了更深入探討科學,他進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就讀碩士。

1962年碩士畢業後,李遠哲便前往美國繼續他的學術旅程,從加州柏克萊大學取得博士,一路不斷成長,他在自由的研究環境下,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創意,自製嶄新的研究儀器,並打破過往科學家的成見,首創革命性的「交叉分子束(crossed molecular beam)儀器」,得以分析化學分子之間確切的反應過程。

在當年,其實全球同時有10組頂尖科學家都在研究交叉分子束,李遠哲提及,當時他的研究工作時數高達每週120小時。我們問,這是李遠哲得以成功突破的原因嗎?他回答:「我確實很努力,但這些問題,不是拼命努力就可以解決的。」在當今臺灣的研究環境下,要獲得研究經費,就必須提出研究計畫,並且通過同行專家的認可,確認有可行性後計劃才得以實行。但李遠哲並不認同這樣的方式:「如果一個研究計畫必須受到同行認可,那這項計畫就只是傳統研究,而非革命性的。」李遠哲在研究交叉分子束的過程中,不斷思考研究的方向正確與否,不斷尋找是否有更好的實驗方法,不斷在能力中取得經驗與創新的機會。後來,李遠哲因其交叉分子束的研究成果,而與赫施巴赫(Dudley R. Herschbach)、波拉尼(John Polanyi)同獲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一時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諾貝爾獎為李遠哲搭起更大的舞臺,但也帶給他更多未知的挑戰。在榮譽與成就來到頂峰之時,他於1993年毅然辭去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教職,決定回到臺灣,為改變臺灣的科學與教育環境而努力。從那時起,他已立下堅定的意志,一肩扛起更大的責任與義務,要將自己接下來的人生貢獻給這座島嶼。

科學家與政治的角力
自從李遠哲回臺後,他不僅接任中研院院長,一改中研院研究風氣,並積極招攬各科學領域人才,說服許多海外學者歸國服務,使臺灣中研院科研成果一躍國際水準。藉由自身的影響力,他除了努力改變臺灣的科研環境,也參與眾多社會事務,如擔任「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研擬臺灣教育的改革方向;九二一地震過後,立即擔任了民間災後重建團體的主席,協助災民重建家園;但這段期間,他也目睹了臺灣政治現況充滿了種種問題,因此希望能夠對政治決策有所建言,但李遠哲嘆然地說:「我們很多做科學的人,以為告訴了政治家怎麼做,他們就會怎麼做;然而政治家會說:『你們太天真了,我們不是不曉得該怎麼做,而是政治上的程序是你們也要瞭解的。』」

2015年,李遠哲和蔡英文曾一同受邀至臺大主辦的GIS Taiwan全球集思論壇中發表演說,當時的會議主題是〈From Individual to Influential〉(從個人到有影響力),當李遠哲演說完畢後,蔡英文便上前詢問:「李院長,你為什麼能夠把世界上這麼複雜的事情,在30分鐘內講得這麼清楚?」李遠哲只說:「我講清楚沒有用,要總統去做才有用。」現今社會所討論的健保、稅制、教育、年金、缺電等議題,都需要仰賴執政者與人民間的溝通與互動,如果大家不支持某一個方向,政府也沒有能夠彼此溝通與互動的話,改革是窒礙難行的。

從稅制與經費分配中找尋解藥
現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曾說:「全球化是什麼?是全球化的冷漠,自私與不公平。」教宗強調,要幫助窮人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必須讓富有的人多繳稅,然而這個想法是聯合國不願明確提出的。李遠哲提到,在2016年,曾任挪威首相的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來到臺灣領取第一屆唐獎的永續發展獎時,得知臺灣的租稅負擔率(政府稅收佔GDP的比例)只有近13%後,她感到相當震驚,比起挪威等北歐國家動輒30%以上的負擔率,相差極為懸殊。所以布倫特蘭認為是年輕人繳稅太少,然而許多人當場抗議,像是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員月領超過30多萬,必須繳高達40%以上的稅金,布倫特蘭馬上敏銳地反應,笑著說:「那你們一定是有錢的人或企業不繳稅。」

布倫特蘭的推測確實沒錯,因為臺灣政府制訂了許多促商條例,產業促進條例,使得有些廠商只需負擔低於10%的稅率,甚至享有10年免稅的特殊優惠。「這些都是社會上的不公平,包括年金改革、核廢料、空氣污染等議題,不能自私的留給下一代。」李遠哲深切地說。

臺灣的稅收與經費分配議題也延伸至科學研究與教育,近年來,政府與許多投資人總是急功近利,希望花的錢能夠馬上見效,認為科學家所做的研究,必須對社會有立即的貢獻,李遠哲說:「我們常常忘記,科學家發現了新知識、新技術,必須進一步在社會上創新,才能為社會所用。在這個創新活用的過程中,常常需要漫長的歲月。」甚至當政的人,有時也並不了解經費分配的意涵。有一次,某個立委向李遠哲抱怨:「李院長,非常不公平啊,為什麼政府給一個大學生的經費補助,是一個小學生的3倍?」,李遠哲便說:「當你有一天躺在病床上,一個醫生要來開刀了,假如訓練這個醫生的費用跟訓練小學生一樣,你會讓他開刀嗎?」

另外,現今臺灣教育制度的另一個缺失,就是經費項目分得太細,導致個人或單一組織能夠運用的空間太少,唯有將資源統合,才能做更大的事情,如同2016年9月李遠哲在臺灣光子源實驗設施啟用典禮上的致詞:「當一艘航空母艦完成後準備要啟航了,如果艦上沒有戰鬥機,航空母艦能發揮什麼作用呢?」我們必須對未來方向具有整體概念,才有辦法提升教育素質。李遠哲認為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部分大學要以基礎研究工作為主,部分專注於一般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些則往應用方面發展。他也建議,教育部長一上任,就應該公開發表文章,談談對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願景,讓所有人共同討論。

而高等教育的願景,必須從大學校長的遴選就開始建構。當李遠哲過去幫助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5年為期提供500億作為重點大學的補助計畫)」工作時,他觀察到許多大學校長只在意如何取得經費,而很少真正用心思考臺灣高等教育的方向。當李遠哲在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主持校長遴選委員會時,便相當慎重評估遴選校長的過程與方式,他告訴遴選委員們:「不要認為我們真的有資格來遴選好的校長,首先,我們必須對學校有很深刻的了解,如果沒有的話,怎麼知道什麼叫做好校長?」所以李遠哲帶著委員們到校內各系所部門開辦座談會,了解學校當前遇到的困難與需求。當大家清楚學校的處境後,才開始尋找所謂適合學校的好校長。在如此謹慎的遴選過程中,才能選出真正能領導學校的人物。 ......【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5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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