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2日

走入影像的虛實之間— 專訪鄭有傑導演的電影製作

作者/李依庭(本刊編輯。)

與鄭有傑導演的見面訪問,是在一個寒流來襲的午後,來到位在新店的一期一會工作室,應門的是鄭有傑導演,導演親切的招呼,很難想像《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Days We Stared at the Sun)中那時而狂放、時而悲傷的情緒是出自眼前斯文的導演之手。

接觸電影的契機
對導演的認識,是透過導演筆下的熱心助人且成績優異的陳浩遠、電影裡中內心不斷拉扯的張欣陽,但導演說對於自己的認識,是到了大學才開始認真探索自己,因為跟大多數人一樣,視考上好高中、好大學為目標,好大學是考到了,但卻像沒有靈魂的軀體一樣,念著一流大學,卻不知道為何而念。「而拍電影,真的是我第一個打從心裡想要去做的事情,沒有任何人逼我。」一次前往美國體驗背包客的旅行中,在波士頓的青年旅館裡聽著那些對於自己夢想努力實踐的年輕人,鄭有傑突然震撼到,自己想做的是什麼事情?為什麼我都沒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歡電影的鄭有傑,在夜深人靜時問了自己很多為什麼不拍電影的理由,後來發現每一個為什麼不的理由都是藉口,都不是阻擋一個19 歲的少年逃離夢想的柵欄。


在回臺灣的飛機上,鄭有傑便決定要拍電影、寫劇本。在當時,是數碼影像(Digital Video, DV) 剛興起的年代,拍攝器材不像現在觸手可及,因此,鄭有傑運用學校的電腦資源,也就開始了一連串為拍電影的前置作業,自主學習加上不斷的嘗試、摸索,並用土法煉鋼的方法來進行拍攝、剪接、再接上放音樂,才完成一部影片。

投入電視、電影的世界
回顧鄭有傑的電影與電視劇,劇本、編劇與剪輯導演幾乎都一手包辦,對於劇本,因為很喜歡聽故事、翻閱雜誌小說,所以在作品的取材有些是在社會上的真實故事,有些是腦中自己想像的虛構故事,「對我來說不管是在哲學上或思考上,當出現某一種情緒,不論是感動到我的或是對我有好的影響時,這個思想內化到我心中並希望傳遞給更多人的時候,我就想把它拍出來。」

從觀賞者、演員、編劇到導演,這一路從不同面向參與電視、電影,鄭有傑覺得都有很好玩的地方,它都是創作的一部份,尤其在剪輯方面,每部作品都可看到導演的參與,而導演也不諱言地表達因為自己龜毛、固執,要經過與剪接師來來回回的多次剪接才可定案,「但也因為透過不同的面相,會認識不同的專業工作者,就能夠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知識。對於技術本身我很喜歡去學習,除此之外,因為藉由做這些事情去認識到不同專業的人,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快樂。」

「 就以演員來說,我身為導演的時候在接觸演員跟我自己身為演員時跟別的演員的接觸是完全不一樣的,演員是用身體去感受另一個人生、另一個人格、另外一種看世界的方式與另外一種情緒,這些都要自己體驗過才知道。」也因為在一部電影的製作上處處參與、處處留心,也讓鄭有傑在每一個環節的溝通上更加事半功倍。

「 科技的進步對於拍電影的我們有比較大的不同在於過往底片的時代拍攝成本很高,底片費用高,使得在拍攝上比較沒有辦法能夠隨心所欲、無限制拍攝;但現在使用記憶卡儲存就沒有這樣的限制了。」雖然現今在臺灣拍電影還是很辛苦,不像在國外拍電影可以要求要什麼,而只能先問自己目前有什麼,再活用拍出最好的作品。「例如我在拍《太陽的孩子》(Wawa No Cidal)時,我們只有推軌與腳架,甚至沒有發電車,但是我有陽光,因此透過控光就可以達到那個氛圍。」鄭有傑侃侃而談訴說著拍電影時資源的缺乏,但從導演眼中卻沒有一絲放棄電影的躊躇,只有用盡全力來追求電影中最諧和的畫面與最舒服的感官。

“ 影像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就算你在拍攝電視、電影時沒有很多資源,你還是有辦法感動人。”

拍電影時,除了攝影技術基礎的掌握外,為了讓電影的美學在不同的電影中綻放出不同的想像,也希望帶給觀眾不同的模式,所以會有不同的拍攝手法。在電影《陽陽》(Yang Yang)中全部使用手持的攝影機拍攝,而在《太陽的孩子》中則為了不要主導觀眾觀影的方向,讓觀眾從畫面中找想看的東西,所以使用了較多全景式的拍攝手法,在在都顯現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鄭有傑活用著不同的鏡頭來訴說故事。

每部電影運用不同拍攝方式呈現,影像的剪輯當然也變化萬千,「在拍《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 》(Days We Stared at the Sun 2)時,完全又回到很強烈在主導觀眾的一種拍法,不過也有別於以往的拍攝方式,因為這次合作的攝影師拍攝速度很快且使用的拍攝器材也都是比較小型、輕便型的,在每個角度都有拍攝的情況下,剪接時的選擇性多,能有無限運用的可能。」鄭有傑也為了《科學月刊》的讀者,深入剖析了他在拍攝後影片的剪接、配樂到發行,一連串的製作大解密。......【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5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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